大家很欣赏、甚至有点崇拜的西方老了,真的老了

来源:chapelguesthouse.com  编辑:xin   时间:2020-12-24 19:11

“这次全球疫情防控再次证明,这么多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无法实现良政善治,一个个溃败下来。”

“美国强大的生产力造就了美国的成功。但是今天拥有这么强大生产力的美国已经不存在了。”“美国的群众对政府的低效、甚至无能的表现的容忍度很高,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7月26日,在东方卫视《这就是中国》第67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教授,共同探讨西方社会对疫情、国家治理能力的反思。观察者网整理节目内容,以飨读者。


张维为:美国这次应对新冠疫情为什么会如此溃败,西方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反思,我梳理了一些他们的主要观点,同时也谈谈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许多问题的反思,对我们增加对西方世界的了解、对美国的了解,对我们增加制度自信,都很有帮助。今天,主要想跟大家分享四点:第一点是,这些西方的反思往往都集中在特朗普,都是“特朗普惹的祸”。西方所有对美国防疫溃败的反思几乎都聚焦到特朗普总统的无能和失职,可谓痛心疾首。美国《大西洋》杂志特约撰稿人乔治·帕克说,特朗普几乎完全从个人政治角度看待这场危机。因为担心连任,他宣布新冠病毒大流行病是一场战争,他自己战时总统,但他让我们脑海中浮现的领袖是法国将军贝当,1940年德国打到法国,法国防御力量整个崩溃,贝当与德国签署停战协议,组建亲纳粹的维希政权。乔治·帕克说:“特朗普就像当年的贝当,与入侵者勾结”,我的理解是与病毒相勾结,将他的国家抛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灾难。我想引申一下帕克先生的观点,在这场“战疫””中,美国就像是一个战败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史蒂芬·沃尔特,最近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一篇文章,标题是“美国能力之死”。他认为,特朗普对这场危机的处理,从一开始就是一场令人尴尬的惨败。他说,不过这种局面也完全可以预见。特朗普漫长的商业生涯证明,相比一个领导者,他更像是一个表演者,当面临需要成熟的领导才能解决突发性复杂危机的时候,特朗普总统不可避免地处理失当,并开始推卸责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说:“真不敢相信,才短短三年,一个人及其无能的团队,就让美国衰弱至此!”这使我想起2014年3月的时候,英国杂志《经济学人》刊登一篇封面长文,叫做“西方民主出了什么问题”。这篇文章引用了我的一个观点,文章中写道:“复旦大学的张维为教授说:美国的民主制度有太多问题,老是选出二流领导人。”实际上,我当时的原话是“老是选出三流的领导人”。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也多次说过,将帅无能,累死三军,祸国殃民,我相信这是美国今天这个领导人的真实写照。第二点,西方很多反思者普遍认为新自由主义是这次溃败的一个祸根。许多学者把美国这次防疫溃败追溯到八十年代里根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斯蒂格利茨专门讲,过去四十年,美国新自由主义市场派主导的经济架构,大规模颠覆了市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导致经济成长减缓和社会不公。金融海啸后的2009至2012年这三年间,美国新增GDP的九成进入了财富前1%人的腰包,而这些人同时又是制定游戏规则的人。所以,斯蒂格利茨感叹,金融海啸后更加明显地出现“1%的所有、1%的所治、1%的所享”这种极端现象,英文叫“of the one percent, by the one percent, for the one percent”,进一步加剧了贫富差距,导致美国右翼势力崛起和特朗普当选,并加剧社会分裂,导致恶性循环,使美国在疫情面前,变得非常脆弱。哈佛大学的沃尔特教授还指出,当里根成为总统后,美国人被告知,政府就是我们的敌人,“贪婪是好事情”,这是引自电影《华尔街》的一句台词,市场就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公共服务不断被贬低,傻瓜才去交税。数十年来,美国人花费大量的时间清理公共机构,但突然之间,他们发觉自己在真正的“公共问题”出现时毫无准备。



乔治·帕克:我们生活在一个失败国家《大西洋》杂志特约撰稿人乔治·帕克在其题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失败国家》的文章中就写道,这些日子里,美国人每天早上醒来,都发现他们自己成了一个失败国家的公民。没有全国性的计划,根本没有一以贯之的指导方案,家庭、学校和办公场所都被告知,你们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关闭或者寻求庇护。他特别提到美国走衰的关键“三步”:首先是2001年的“9·11”,当时小布什忽视了之前美国情报部门的预警,之后2001年10月发动阿富汗战争,2003年又发动伊拉克战争,两场战争成为美国沉重的负担,催生了民众对精英阶层的怨恨。接着就是2008年新自由主义带来的金融危机,美国百姓的财产蒙受巨大损失,但国会却通过救助法案,挽救造成这场危机的华尔街。身处中间层和底层的美国人,债务缠身,失去工作、房子和退休储蓄,感受到挥之不去的痛苦。最后就是这次新冠疫情危机,帕克说:“一个由骗子和一个智力已经破产的政党”,他指共和党,“领导着的一个无效的政府;在这个国家各个地方,弥漫着一股愤世嫉俗的疲惫情绪,你看不到人们有共同的愿景,有共同的身份。”疫情灾难把美国社会深层次的问题暴露无疑,特别是政治极化,社会不公、贫困问题、没有全民医保等等。第三就是很多人反思美国的问题,乃至西方国家治理能力的问题。坦率地说,西方总算有人开始跳出这么多年西方主流社会长期坚持的所谓“民主还是专制”这一分析框架,来讨论国家治理能力的问题。我们知道,西方迄今为止的主流观点还是世界上只有两类国家,要么是西方民主制度,要么是专制制度,民主制度是好的,专制制度是坏的。我长期坚持和论证一个观点,就是世界上的国家如果一定只能分为两大类的话,不能是所谓民主还是专制,而只能是良政还是劣政,英文是Good governance或Bad governance 。这是一个范式转换,现在看来我的这个观点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疫情暴发后,这个观点在国际上显然得到了更多的认同。比方说,3月17日,美国《世界邮报》主编加德尔斯就撰文反思西方为什么应对疫情乏力,他坦承应该接受张维为教授提出的,世界的分歧不再是民主还是专制,而应该是良政还是劣政。我的这个观点,某种意义上是对西方学界做的一个策略性的让步,主要是民主这个概念早就被西方“注册”了,以至于你一讨论民主就容易落入他们的范畴,陷于被动境地。所以我干脆说,如果民主只能是西方定义的“多党制+普选制”,那我们讨论民主就没有多少意义了,让我们换一个范式吧,我们讨论国家治理的好坏。这次全球疫情防控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这么多西方民主国家无法实现良政善治,一个个溃败下来。六年前,也就是2014年时,英国出版了一本名为《第四次革命》的书,作者是时任《经济学人》杂志总编的John Micklethwalt(约翰·米可斯维特)和该杂志的专栏作家Adnan Wooldridge(亚德里安·伍尔德里奇)。他们谈的不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而是第四次政府革命,这本书的序言就是从介绍上海浦东干部学院开始的。两位作者说,曾经创造了科举制度的中国,今天正在定期培训自己的政治精英,目的是实现更好的国家治理。他们认为西方国家应该警觉起来,解决自己民主机制和治理失灵的问题,也来一场政府能力建设的革命。今天目睹美国等西方主要国家应对疫情的溃败,这两位资深的媒体人在彭博社的网页上发表了一篇长文,标题是“疫情应该让西方醒悟过来”。他们说,美国建立在三权分立基础上的复杂的国家机器,在党派政治的绑架下已接近瘫痪。一方面共和党拒绝增税,一美分也不能增,另一方面民主党则拒绝削减政府补贴,一美分也不能减。与此同时,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把他们的手伸到了每一块能触及的蛋糕上,这一切的结果就是美国政府治理的全面崩溃。最近有意思的是,连“历史终结论”的作者福山先生竟然也表示,这次疫情说明民主体制还是专制体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国家能力,特别是人民对政府的信任。他在接受法国《观点》杂志采访时展开了这个观点,当然他还是把美国的溃败归咎于特朗普总统,认为“我们绝不能相信像特朗普这样的总统。在他当选之前,这个罔顾事实真相,并且自恋无知的跳梁小丑已经使我们十分担忧了,但是真正考验这类领导人的是我们正在经历这场危机的时候,他未能建立起克服危机所必须的团结和集体信任。”读到福山先生这番话,我是挺有感触的,因为9年前我们在上海辩论中国模式时,他主动挑起了中国要解决所谓的“坏皇帝问题”,我说中国已经通过体制改革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担心的不是所谓的“坏皇帝问题”,而是美国的“小布什问题”。我当时这样说的,我们这个制度可能也有缺陷,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大可能选出像美国小布什总统这么低能的领导人;美国这种体制再这样发展下去,今后选出的人可能还不如小布什,美国是个超级大国,其政策影响到全世界,所以问责制应成为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倒想请您解释一下,如何解决美国的“小布什问题”,八年时间在现代社会是不得了的,小布什八年治国无方,美国国运就直线下降,再来一个八年美国也赔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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